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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
发布日期:2021-11-22 19:19   来源:未知   阅读:

  www.bq7h1.com.cn,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延安文艺的生成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延安文艺上承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又在“左翼”文艺运动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切实推进了新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之路。延安文艺的精神影响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隐,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现实境遇中得以不断发展,并内化为当代文学所特有的文艺传统和精神文化现象,渗透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探讨延安文艺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正视当代文学所面临的诸种问题,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建构的当代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延安文艺的生成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延安文艺上承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潮流的主导精神指向,下启当代文学的整体建构,与新时期和新世纪文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延安文艺不仅在战时环境中发挥了巨大的革命和文化的作用,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由延安时期的“党的文艺”路线转换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文学”形态,规约和影响着新中国的文学生态。延安文艺的精神影响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隐,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现实境遇中得以不断发展,并内化为当代文学所特有的文艺传统和精神文化现象,渗透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因此可以说,对延安文艺的历史影响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从新文学发生的历史中认识延安文艺与五四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五四文学革命虽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但这种文学革命本身却是一种“被迫”的行为。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它是外来思潮作用的结果,这种外力,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及其背后的强势文化,影响并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发生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西化”现象,也使五四文学革命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文学革命的目标是要开启民智,但这种文学却是在西方思潮的作用下产生的,因此很难对民众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五四”一代作家实际对这种“西化”的文学并不满意,而是着力探寻和创造本民族的文学。正因为如此,20世纪20年代的创造社、太阳社等早期作家团体迅速地转向“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倡导与实践,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社会实际的脱离,希望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催生一种更具本土性质的文学,其最初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就是回归本土的一种努力。延安文艺正是在对新文学经验充分吸收与反思的基础上,建构起的最具中国本土文化气象和中国风格的文学形态。延安文艺在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发展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其巨大的革命热情和文化创造精神,结合中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自觉、自信地探寻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创构之路的努力。

  实际上,延安文艺不但没有阻断五四新文学传统,而且是在新文学的历史潮流中更为切实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以新文学的启蒙为例,如果说五四文学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启蒙民众,力倡人的解放,书写个性的觉醒;那么延安文艺则是在一个特殊的战争环境时期以民族解放的意识启蒙大众,其表征是民族救亡时期的启蒙,又在启蒙大众的历史潮流中推动了救亡,并将五四时期的个体启蒙推向了群体的阶级性的启蒙。

  近现代以降,先驱者认为:“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而“小说界革命”的主要指向是要“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以文学启迪民智,改造社会。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来反对封建思想文化,其目的就是“新民”。“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胡适、陈独秀等思想家和革命家所提出的一系列“文学革命”的主张,是寄希望于文学承担启蒙民众、唤醒国人的重任。鲁迅就非常赞同以文学为旗,改造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与梁启超企望以小说来承载政治使命的观点一脉相承。

  到了延安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最具延安文艺特征的代表性作品,如《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以及丁玲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还有艾青的一系列诗歌作品,无不具有启蒙的特征。因为延安文艺的启蒙性质,使得它在战争年代充分发挥了政治宣传、组织人民、鼓动民众、打击敌人的作用。所以,从启蒙层面来讲,延安文艺赓续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二者在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有着某种共通的文化精神和价值指向,只是启蒙的主旨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和文化语境中。

  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是百年中国文学发展演进中的重大理论命题与文艺的现代性实践问题。

  如何使新文学最大限度地达到启蒙民众的目的?首先在于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要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五四时期,尽管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的主张,但文学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却不容乐观。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革命文学,都有与民众疏离的现象。茅盾曾这样评价启蒙文学的接受状况:“六七年来的‘新文艺’运动虽然产生了若干作品,然而并未走进群众里去,还只是青年学生的读物;因为‘新文艺’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地盘。”

  启蒙文学脱离了广大民众,自然无法实现启蒙民智、唤醒国人的目标。初期的革命文学也遭遇了与此相似的接受困境。诚如瞿秋白所言:“‘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换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郑伯奇也曾表示:“新兴文学的初期,生硬的直译体的西洋化的文体是流行过一时。这使读者——就是智识阶级的读者——也感觉到非常的困难。启蒙运动的本身,不用说,蒙着很大的不利。于是大众化的口号自然提出了。”

  1930年“左联”成立后,其核心工作之一就是探讨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规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为了贯彻文艺大众化的决议,“左联”理论家要求文学创作不仅要在题材上正面反映大众苦难的生活以及革命斗争实践,而且还要在语言和形式上做到通俗易懂。正如鲁迅要求的:“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可以说,正是通过大众化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才具有了自觉的民众意识,从而逐渐摆脱了欧化与泥古的双重焦虑。“左联”之后,大众化成了新文学的核心问题,胡风指出,“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这表现了什么呢?这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不能不在这问题上面努力,这更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是在这问题里面苦闷”。胡风的感言无疑传达出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亲历者的深切体验。

  出于对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全国各地的作家纷纷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尽管作家们希望投身于革命洪流的目标一致,但因其生活环境和创作经验各不相同,由此对文艺大众化的重视和实践也有差别。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工作者对于大众化产生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思想意识方面达到了高度统一,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史家是这样评价《讲话》后大众化运动的历史功绩的:“对于自诞生以来就主要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新文学来说,这种来自民族传统和民间文化的推动力,是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对延安时期大众化运动的客观准确的历史评价。

  《讲话》后的解放区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大众真正成了文学的主体,他们不仅成了作品的主人公,他们的思想动机和鲜明的行为特征都得到了立体的呈现;他们的历史能动性与阶级主体性被一再确认和肯定,他们推动历史、改造历史的壮举得到了丰富的表现;同时大众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再现,仅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收录的作品而论,就有涉及战争、“土地改革”、婚姻、革命历史故事等题材类型。

  延安文艺在左翼文艺运动理论建设的基础上,真正意义上切实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大众化实践之路。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其实质就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总结了“五四”以来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一系列鲜明的主张。其中以工农兵大众为服务对象,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基本定位,以大众化、民族化为创作主导风格,以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并改造世界观为根本保证等一系列理论,实际上解决了中国新文学的方向性问题,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说五四文学和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以及“左联”作家的创作都没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与作家的身份意识和立场有很大的关系。

  “五四”作家们的本意是要启蒙大众,但由于他们立足于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以民众的先生自居,没有主动融入大众的实际生活中,因此他们作品中的大众形象是模糊的,是想象化了的大众,此类文学遭到大众的冷眼与拒绝是可想而知的。随后的“革命文学”尽管在政治立场上比启蒙文学更坚定,声称“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2021-10-2338岁程野回老家穿四千多T恤太奢侈家中名贵酒水但与“五四”时的启蒙作家一样,革命作家们也并不充分了解大众的生活样态,不能自觉地反映大众的期待和心声。在充分认识到新文学大众化的缺陷后,在《讲话》中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货”。

  延安文艺中出现的大量书写现实生活、同情弱小者之不幸、反映被压迫者种种遭遇等题材的作品,如歌剧《白毛女》及赵树理的系列小说,描写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借了高利贷的农民,农民们不是家破人亡就是走上绝路。赵树理对阶级性主题的开掘“让我们看到了最近十五年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展的一副真实的图画。他的意义不仅是在暴露了反动统治的本质和中国惊人的建设力量,而且在这里面忠实地描写出中国人民的觉醒与政治力量的成长”。可见,作家只有改变身份,在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之后,才能写出如此真实的场面,才能对备受压迫的民众有如此真切的情感。

  文艺的大众化必然要求文艺形式民族化,这是因为只有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文艺才能贴近大众,达到为大众服务的最终目标。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之所以没能很好地结合大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家们在创作中简单地反对旧形式,造成文学与民众之间的隔阂。“左联”理论家已经意识到了民间形式之于大众化的重要性,瞿秋白认为左翼作家“必须去研究大众现在读着的是些什么,大众现在对于生活和社会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大众现在读得懂的并且读惯的是什么东西,大众在社会斗争之中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作品”。而他研究的结果是,大众非常乐于接受“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歌曲小调,歌剧和对话剧等”,故为了推进文艺的大众化,左翼文学要有意识地利用这些旧形式,但“应当做到两点:第一,是依照着旧式体裁而加以改革;第二,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而创造出新的形式”。茅盾也曾撰文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既然利用旧形式是新文学大众化必须解决好的课题,新文学作家就应当尽全力去做好,否则大众便不来理你,其根据是,“二十年来旧形式只被新文学作者所否定,还没有被新文学所否定,更其没有被大众所否定”。正因此,不少左翼作家投身民间,并取得了丰硕的实绩。如臧克家《罪恶的黑手》、张天翼《齿轮》、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艾芜《咆哮的许家屯》、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等都是带有浓烈民族气息的作品。

  延安文艺对民间文化资源的重视,对传统的改造与运用显得格外突出。延安文艺是知识分子智慧与民间智慧高度融合的产物,在文艺表现工农兵新生活的要求下,作家们深入民间,认真体味广大群众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以知识分子的智慧对中国传统艺术和民间形式进行发掘和改造,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受人民大众欢迎的作品。这些表现工农兵新面貌的作品给解放区带来了一股刚健清新的文学气象,也使知识分子与老百姓的关系达到空前的融洽,出现了诸如街头诗热、朗诵诗运动等群众性诗歌热潮,老百姓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不仅如此,因为融入了知识分子的智慧,民间传统艺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而得以鲜活,推动并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当时在解放区流行的新评书体小说、新章回体小说、民歌体叙事诗、新歌剧等都是作家在吸收、改进民间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延安文艺创作中对民族形式、民族语言的运用,是民族现代化的要求在文学上的反映。从这个意义来讲,延安文艺的形成不仅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必然发展,也是时代要求和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自觉选择。因此无论是从中国现代作家的追求抑或从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践来看,延安文艺都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质和先锋性特征。

  纵观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演进过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潮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已初现端倪。然而,中华民族并没有像“五四”启蒙者所设想的那样国富民强,而是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困境。“五四”退潮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号召力也开始式微,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陷入迷茫和虚无,在这个大转折时期,左翼文艺成了中国作家激励自己走出彷徨的最佳选择。可以说左翼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其他国内外进步文艺活动的实践基础上发生的,它和五四文学革命一样,自发生起就有着鲜明的介入社会和人生的激进性质,它之所以能够逐渐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它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并在艺术形式上持有一定的探索和革新精神。

  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也并不成熟,可以说进入延安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才逐渐成熟起来,切实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并在与抗战现实和民众的结合中,进行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开创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世界背景来看,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潮流中的一部分。因此,其无疑具有现代性、先锋性特征,只不过它是以不同的表现方式表达着现代无产阶级的文化精神诉求,是以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式表现着这一代表全人类大多数民众的革命情绪及其愿望。显然,左翼文学运动并没有背离文学现代化的进程,而是代表着一种人类的先进文化方向。正如郭沫若指出的:“在欧洲今日的新兴文艺,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这种文艺,在我们现代要算是最新最进步的革命文学了。”“最新最进步”意味着它的现代性与先锋性。可见,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其实是这一世界性文化思潮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又有着本土自身的文学现代性特质。

  早在左翼文艺运动初期,左翼理论家们就将文学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力图以“我们”取代五四时期的“我”,以“群体”解放代替“个体”呐喊,强调文学的阶级属性,同时也赋予文学以浓厚的政治功能和教育作用,这一切实际上与梁启超、鲁迅等先驱者的主张在内在精神上是相承的。因此,笔者认为以文学承载社会政治革命的思想内容,并希望以此担负阶级解放的左翼文学,有着与晚清、“五四”激进思潮异样却同构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精神的内在一致性。就精神实质而言,左翼文学与五四文学都是希望通过文学唤醒民众以至改变整个中国社会。如叶紫、洪灵菲、殷夫等的作品都明显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内在继承,只不过他们将唤醒大众、启迪民智的思想情绪与重构现代政治文化的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从而更强烈地体现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以文学参与新的国家/民族建构的政治使命。在与“新月派”展开的关于文学的阶级性和普遍人性的论争中,左翼理论家进一步确定了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性质。所以,尽管左翼作家发出的是“粗暴的叫喊”,但这种带有粗粝的美的文学所负载的时代情绪与那种靡靡之音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的《讲话》发扬了五四文学的精神,深化了左翼文学的观念,结合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对文艺的阶级性进行了具有高度政治性与党性的理论概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即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并且认为“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超党的艺术,与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见,其理论及实践中对于阶级性与党性的进一步凸显,既是国内战争形势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逻辑实践。

  长期以来,延安文艺被学界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一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再是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思想决定的,其政治内涵不是一般狭义的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而言,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革命的思想战争与革命的艺术战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战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与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显然,这里所谓的“政治”,指的是代表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阶级利益的政治,是中国领导革命战争的政治。在特定战时环境中提出的这一主张,是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需要,具有时代的应时性与合理性。延安文艺把“政治标准”作为文艺批评的最重要尺度,即“一切利于抗战团结的,鼓动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都是好的或较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战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都是坏的,或较坏的”。《讲话》在强调政党政治与阶级意识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作品的艺术性,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文艺,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高度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在特定战时环境中,《讲话》对延安文艺的党性与阶级性的突出强调是必要的。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延安文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实践,充分展示了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本质特性。延安文艺顺应了中国现代历史和革命文化发展的趋势,规范了中国文艺现代化的走向,因此,无论是从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追求道路还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实践来看,延安文艺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和先锋性特征。延安文艺的现代性内蕴着强烈的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追求,体现的是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民族现代性,因此可以说,延安文艺的创构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文艺话语体系及实践方式规范着当代文学的基本性质及走向。周扬就表示《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以此可见,当代文学新秩序的建构,完全沿袭并挪用了延安文艺的经验。所以,要探讨延安文艺与当代文学的关联问题,首先应该深入探讨当代文学到底在哪些方面承续了延安文艺传统。

  新中国文学由延安时期战时环境的区域化特征上升为一种整体性的“国家文学”形态,并在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中被赋予了重任。“国家文学”是随着全国政权的取得,在建构新的国家体制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文学领域的组织建构和思想的改造与整合。指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文学作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思想战线上重要一翼”,自觉承担起为巩固新政权服务的政治文化重任。新中国的文学通过对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大规模的复述,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使民众产生对新政权的认同感。也因此新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一体化特征。作为新中国文艺体制基石的延安文艺经验,其运作方式也移至新中国的文艺领域。文艺界除了将的《讲话》确立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外,还强调将延安经验推广到新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周扬以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为依据,指出了当前文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党“除了思想领导以外,还必须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领导成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方式,各级群众文艺团体中均设有党组,领导并组织文艺活动的开展,从而使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一体化特征。

  这一时期,党的文艺路线仍然坚持着延安文艺确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指引下,新的国家政权势必会对文学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建构国家形象,阐释党的斗争历史,宣传现实秩序的合法性、合理性等意识形态任务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在阶级意识和战斗精神的规约下,出现了一大批追求史诗性质和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如“三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系列,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突出表现了中国领导下的革命历史的正义性、合理性与必然性,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战斗精神,它是作家个人的政治激情与时代精神自觉合流的产物。正因为“红色经典”符合时代语境,所以被确立为新中国小说创作的美学范式。

  延安文艺模式移植到新中国的文艺领域后,从根本上规范着当代文学的方向性问题,即为什么人与如何为的问题。延安时期,赵树理之所以被树为“方向”,是因为他努力创作出了具有大众化、民族化的新形式的作品。赵树理的经验,也成为当代文学对传统民间文艺形式改造、利用的样板。不仅如此,赵树理开创的“山药蛋派”,周立波的“方言体”《山乡巨变》,以及闻捷、郭小川、贺敬之等诗人的“民歌体”,都是“十七年”作家在文学大众化、民族化方面作出的创造性贡献。这些作家对传统文学和民间形式的借用和改造,不单是艺术创作的问题,它所具有的民间形式的话语实践方式在客观上又弘扬了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作为凝聚了现代文学经验的延安文艺,是在继承了中国民间智慧和国外文艺理论的基础上,在与社会现实和广大民众的密切结合中所形成的一种切合中国社会现状而又适应中国民众的审美趣味的文艺,其本土性和民族性特征格外鲜明。延安文艺的这种经验不仅适于当时的中国国情,也应该符合当代文学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激活了多年的冷寂局面,当代文艺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但也不能无视文艺领域一些新的消极现象,如具有极力表现自我的倾向,艺术实践上盲目追逐西方技法、脱离民众、远离现实等新的问题。在新时期的文学现场,不难发现有些作家在有意无意地规避宏大主题、疏离主流话语和淡远社会责任,如“先锋派”文学一反传统的创作原则,沉迷于语言试验和文本游戏之中,意在摆脱深度模式和宏大叙事。而“新写实”小说则描述人们生存的烦恼、艰难和欲望,提供了一种所谓“还原”生活的“客观”叙述文本,最终也没能真正走向大众。

  当文学正不断地疏离大众、走向边缘的时候,大众文化开始兴起。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并不是以民众的民生为本,而是一种消费文化。文学创作由以往的作家为中心转为读者为中心。表层上看,这似乎是文学大众化的某种表征,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大众化所归,因此,反思和借鉴延安文艺大众化的某些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在消费文化盛行的当下如何正视文艺与大众的关系问题。

  21世纪以来,一些作家以关怀和同情普通民众的态度,揭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的窘迫,农民工进城求生的困顿,下岗职工的生活和精神焦虑,社会激烈的竞争中人性的压抑和扭曲,等等。尽管这些写作中还存在着叙事视角和思想表现等种种问题,但对民众命运的悲悯和情感的关注是难能可贵的,也体现了作家书写民众生活的正义感和良知。

  不可否认,文艺的大众化必然要求作家向广大民众靠近,但不能认为作家就应该去毫无原则地迎合甚至取悦大众,鲁迅早就说过“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因此,要正视新时代文艺大众化历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家应该从单一化的市场需求或迎合、“媚悦”大众趣味的限制中跳脱出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保持一种引领大众接受能力和审美情趣的姿态,从而引导整个民族文化的提升。作家的这种“三先者”的角色担当,并不是要悬浮于大众之上,而是更要坚守与大众生活和精神的融合,也因此《讲话》所强调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理念之于作家来说,不但没有过时且具有更加广阔的实践意义。新时代,作家更要坚守并强化“人民性”书写的精神指向,创作出真正不负于时代的精品。近日,电视剧《山海情》的热播,其所体现的广大民众变革历史的巨大力量以及对新生活的热望,不乏延安文艺中“人民性”书写的某种精神底色,无疑是大众最喜欢接受的。

  当代中国实际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元文化并存的状态之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如何建构一种在面向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新时代中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的新型的文学,显得急迫而重要。而作为精神遗产的延安文艺的上述成功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无法忘却的历史的镜鉴。

  一时代有一时代文学的突出表征与印记。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应该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是能够“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文学,是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的文学,是能够“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文学,是能够鼓舞人民满怀信心迈向未来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时代,就是能够产生有“高峰”的文学的时代。习总书记的这个期待,是基于对百年中国文学实践的深度透视与宏观把握提出来的。我们相信,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将会在充分吸纳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不断地扬弃那些不利于或阻碍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痼疾因素,有“高峰”的文学时代或将在不远的未来得以实现。